發布時間:2017-3-16 作者:guo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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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位于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院的梁思成、林徽因舊居被拆除。這一再次引發古舊建筑保護呼聲的事件發生后,王軍騎車前往現場,在廢墟堆旁念了一首林徽因的詩,以示悼念。
“那天下著雪,工地上的保安人員站在我身邊,很警惕,”近日,王軍在國家圖書館的一次講座中回憶道,“念完之后我去了趟故宮,給它拍下一張照片。”
王軍對梁、林這兩位建筑史上重要人物的探索與感情,早在他大學剛畢業兩年時就開始萌發。1991年,王軍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成為新華社記者,對梁思成的學術思想、北京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問題產生興趣,開始進行系統的調查與研究。
在隨后的記者生涯中,王軍陸陸續續采訪了五十多位歷史當事人,收集整理了大量一手史料,并實地考察了多地古建筑遺跡,最終寫成《城記》一書,于2003年出版?!冻怯洝窂谋本┊敃r的現狀入手,以五十多年來北京城營建史中的歷次論爭為主線展開敘述,試圖廓清“梁陳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而在那之后的幾年里,王軍儼然成為專家級的媒體人,常常應邀去世界各地的大學、博物館演講,談中國的城市與建筑史。
《紐約書評》甚至以三個版面發表對《城記》英文版的評論,將其類比為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墒撬]有像美國媒體預料的那樣,成為“這個國家新興的城市保護運動的核心著作”。十年過去,王軍發現自己仍然在面對被拆遷的故居,甚至還要面對對梁思成、林徽因學術地位的質疑。
于是王軍把視野拉開,從古建保護、城市規劃的基本問題開始,往社會深層、城市歷史摸索,他逐步看到了工業文明的弊病、政府公共服務的可持續與公私權利的矛盾;繼而也看到九十年代以來的古建保護爭議、五十年代的拆除北京城墻運動、民國時代的南京首都計劃、再到從英法聯軍侵華起便沒有停止過的對圓明園的破壞。
“中國在轉型的時候要如何對待偉大的過去,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王軍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說,“一百多年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后,中國就被迫進行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轉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懷疑,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都可以不要了,直到現在,對文化遺產的破壞行為還在發生。我們一直在解構,那么誰來建構呢?”
于是,他選出2010年以來撰寫的九篇文章,集結為《歷史的峽口》,試圖從歷史的角度去定格一場宏大敘事的若干鏡像,以一個專業記者的眼界向讀者揭示,原來所有的城市問題都要追溯到那個根源。
公私關系與城市營造
“城市是人類在地球表面創造的最大的物質體,只要有城市就必須要提供公共服務。”王軍在咖啡館里找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放下雙肩包坐下,就開始侃侃談起自己書中的內容,“做公共服務的政府就需要稅收支撐,而稅從哪里來?只有理順這樣的公私關系才能繼續探討接下來的問題。”
換言之,他發現身邊所有的城市矛盾、社會問題最終都指向一點:社會該怎么組織。而這也正是在《城記》之后的十幾年里他不斷探索追問出來的。
在農耕時代,觀象授時是帝王的權力來源。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算準歷法、掌握農時才是全社會最重要的大事情,這是農耕時代最需要的公共服務。進入近現代,公共服務的需求倍增,“在工業文明主導的社會里,權力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務需求。城鎮化的本質就是公共服務的延伸和優化,城鄉一體化就是城市公共服務向鄉村延伸。如此巨量的公共服務的需求與供應,是農耕時代難以想象的,這需要對公私利益關系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他說。
市政能力會隨著現代化程度而逐漸提升,但其成本也越來越高。修路、治理污染、管理市容、建造公共綠地等等,無一不需要花錢,而這些投入制造了巨大的社會增值,表現為日益高漲的不動產價值,被不動產所有者自動切割,成為其財產性收入。那么,如何回收政府投出去的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即征收不動產稅。
研究了多年經濟和房地產新聞的行業經驗令王軍意識到,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矛盾就體現在公共服務帶來的社會增值如何分配上。“買房子的時候,人們考慮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區位條件,也即周邊環境、公共服務。”他舉例子說,紐約中央公園附近的房價必然高,而政府提供中央公園這樣的服務、努力維護這么好的居住環境,所帶來的社會增值,因為有不動產稅的制度設計,則可以通過稅收正?;厥?,形成良性循環。
而相對應的例子可以是北京的奧林匹克公園,王軍的美國建筑師朋友說,偌大一個公園竟然配套給五環路,非常令人不可思議。同樣例子也有全國各地許多工廠,占用了大量土地資源,正是因為它們不需要繳納地稅、而政府也沒有地稅可以收,所以,雙方都沒有動力去節約使用土地。
“空氣污染治理不了也是這個原因。PM2.5與經濟的惡性發展相關,可是在國內城市,因為沒有不動產稅的制度設計,必須依賴來自經濟的增值稅,經濟發展的規模就容易失控,并與環境保護發生矛盾;而另一邊,治理空氣污染的投入所帶來的社會增值,又無法通過不動產稅返還財政,這往往使政府失去動力。”他說,“公共服務帶來的社會增值被不動產所有者自動切割,已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出現嚴重不公平,就要正視問題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拿出解決方案,做到位之后中國的轉型才會是在安全、可持續的運作平臺上進行。否則以后有房和沒房的人就會成為社會中被撕裂的階層。”
城市、故居改造、霧霾,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都與產權、公私利益關系及治理模式的調整相關。這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面對的重大課題。
“不動產稅改革已被提上日程,這個大家都很關心。認識的統一很重要。必須看到,政府公共服務所帶來的社會財富的分配必須要有一個再平衡的制度設計,不動產所有者應該承擔與其分享的社會財富相匹配的社會責任,這樣才能可持續——否則就只能越發展越斷裂。”他說,“現在是中國轉型的窗口期,而且也到了必須解決這個事情的時候了。”
整理國故之后的新中式
王軍在當記者之后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最大的報道對象就是中國的轉型。“十三億人的轉型,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是歷史的大事件。”
《歷史的峽口》從中國近代以來被迫轉型之初開始寫起,從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到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洋務運動啟動。到今天經歷了民國時期孫中山的改革,還有計劃經濟時代的改革,而在鄧小平時代之后的現如今,不斷面對新的難題。“中國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區,決勝的時刻到來——公私關系之再造、地權契約之重建,邦本所系,正在奮力推進之中。”他在前言中這樣寫道。
在書中,王軍用一個章節的內容描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對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重大貢獻。在社會轉型的主題之中插入了看似學術角度的內容,實際上正是他試圖從具體建筑技藝本身來描述傳統精髓。“轉型時我們要學習如何看待偉大的過去,而梁思成、林徽因在建筑史的研究中發現了這個偉大。”他說。
從美國學成歸國的梁思成希望可以找到中國建筑的“文法”,于是和林徽因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六年時間去各地進行精確測繪,由此破解宋《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這兩部古代建筑官書。而由此釋讀出來的模數制,正是中國古代建筑與空間設計的思想精華。
“這是中國人的智慧。梁思成把西方系統研究得很透,回頭看中國也抓住了要害。”王軍說,“要做‘中而新’的建筑,從文法角度來說并不是什么大屋頂和斗拱那個的形式,而正是這個模數體系。它既關系到藝術,又關系到效率,還關系到工藝。掌握了這套模數系統,無名匠師做出來的作品也可以成為經典,而今天,正是因為失去了對這套模數系統的理解和掌握,所謂‘大師’設計出來的東西,也可能是丑八怪。”
“世界古代文明中只有我們的這一支是沒有斷,而且我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并不好,中國的國土以山區居多,可供城市建設的平原有限,人地關系十分緊張。研究中國的人首先需要回答,為什么這么少的耕地可以養活這么多的人?而能夠養活這么多的人,正是中國的偉大之處。”他說,“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不應帶有任何偏見,要正視、理解和研究它。”
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到了古代建筑甚至城市的關鍵要義,也就解釋出為何傳統建筑能夠保持如此強大的適應力和生命力。反過來推之,現代城市規劃、現代建筑如何發展也就似乎有了可以參考校正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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